◆顾盛杉

 

对于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来说，“臭老九”一词并不陌生，它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。

从我记事起，对家乡的一位“臭老九”就深怀敬意。这位“臭老九”是我至今难以忘怀、感激在心的石老师。

7岁那年，母亲领着我到学校去报名，老师问了许多话，我大概都回答错了，满教室一片嘲笑声……就在我垂头丧气跟在母亲身后迈出门槛时，老师拉住了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几岁？”

老师的目光是那么慈祥亲切，我心里重又升起了勇气和希望。

“凳子几条腿？”老师的嗓音很亲切。

“两条。”我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。

教室里又一次响起了嘲笑声。

“两条腿的凳子能站住吗？”老师没有笑。顺着老师的目光望去，我看见了三条腿的凳子和四条腿的凳子，但是……我又一次想起了家中父亲用三块厚木板钉的板凳——我一直坐着它玩“开火车”的游戏。“爸爸钉的凳子就是两条腿！”我理直气壮。

老师笑了：“我收下你，因为你敢于坚持你认为的真理……”

石老师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老师。尽管老师只教到我小学三年级；尽管我直到今天也只知道老师的姓而不知道老师的名字；但我时常向人说道老师的故事，聊表对他的念想。

老师批评学生很艺术。他吟诵诗句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，批评学生说的写的不像样。就连学生课后玩麻雀，老师也不体罚，而是“文攻”。一天，老师摸到了学生养麻雀的墙洞，便在墙上用粉笔写了“细羽家雀砖后死”七字。想不到，学生竟对上“粗毛野兽石先生”的下联。老师不但没怪罪，还表扬了学生对仗工整，“是写对联的料子”。老师实在有才，好幽默。一次，老师家访中发现一学生的妈妈在照顾双胞胎婴儿，便打趣起来：“这对双胞胎哪个是先生的？哪个是后生的？”殊不知，学生的妈妈真厉害：“不管是先生的还是后生的，都是我生的。”

更难忘，1976年秋天，那林木葱郁的校园千疮百孔、一片凄凉萧瑟：操场上，一片片绿叶被旋风从树上强行拉下，在高高的批斗台上飘落翻滚。在教室里，一阵阵混乱和嘈杂，一位老师正横坐在门口的板凳上讲课。

那是谁？手拄扫帚，趴在教室的窗台上久久地向里面张望，神情是那么专注，连我走到身边都没察觉。

老师发现了我，身体猛然一抖，转过身来低下了头：“大街，已经扫完了，我看这里太脏太乱，来扫一扫。”

“石老师！”我猛然大叫一声。

是石老师，确实是石老师，还是当年那亲切的嗓音。但又已经不是石老师了，满头黑发已经花白，慈祥的脸庞布满苦涩……

“你？”石老师也愣住了。石老师没能一下子认出我来，因为我也早已不是原来的我了。

“我……就是在这间教室里，你问过我凳子几条腿……”

“是你？”石老师那暗淡的眸子中闪出一丝光亮：“你，也是来，来看望学校的？”

我的喉咙哽住了。原来，石老师仍在魂牵梦绕着自己的讲台！

转眼间，1978年北京科学大会，这是自“文革”以来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第一次步入人民大会堂。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在会上说，“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”。这句今天听来再平常不过的话，在当时让很多知识分子激动不已。自此，石老师在我心目中越来越高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