◆黄跃华

 

1980年下半年我开始学写小说，那年我18岁，正在母校官庄中学实习。写小说是悄悄进行的，每当夜深人静，批改完学生作业后，我便铺开稿纸爬格子，有时一夜能写上三、五千字，修改几遍后便跑到邮电所，将信封右上角剪去（投稿免邮资），双手交给营业员老刘。怕学校同事发现，通联地址用的父亲所在的泰县兽药厂，我每天到父亲宿舍吃饭，拿信也方便。

父亲见我常要信封，猜测我可能在写东西，提醒说不能误了教书。我告诉他夜里写，白天不写。中午到厂里吃饭，路过传达室，老远我就问老朱有我的信吗？过了一个多月，当老朱把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我时，我迫不及待打开来，稿件原封不动退回来了，夹着一张铅印的退稿信。我悄悄把信夹在一叠报纸里带回去，放到书橱的最里面。

一天晚上，父亲突然带回来几张牛皮纸，晚饭后抹完桌子，戴起眼镜，摊开牛皮纸，拿塑料尺在纸上量着，量完了再用裁纸刀裁开、叠齐、糊边，片刻功夫，一只漂亮的信封做成了。父亲说：“你用的信封太小。”父亲将做好的十几只信封叠起来，上面用一本厚厚的书压着，这样信封更熨帖。父亲是一个细心人，虽说管理着一个几百人的工厂，但家里的细活儿大多他做，比如包粽子、针线活。父亲做的信封比厂里的大，正好能装三十页左右的稿纸。

每天放学后我总是匆匆往家里赶，期望传达室的老朱递给我一张薄薄的信，那是录用通知书。我的希望每次都像打足了气的皮球一般，不过，一接过那厚厚的退稿，打开一看，仍是千篇一律的铅印纸，冷冰冰的一段话：“因人手紧张，不能提出具体意见，欢迎赐稿，欢迎支持。”这皮球便一下子瘪了气，整个人像掉进了冰窖。

尽管这般，用不了几天，我又重打精神上阵，一篇稿子修改誊清后，信心满怀再去邮电所，郑重将信交给老刘。看着老刘收下信，登记完，放进柜台里，这才一步三回头地走出邮电所。

一眨眼一年过去了，传达室里那张薄薄的信笺始终没有等到，一天吃午饭，父亲望着我闷闷不乐的样子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别整天只顾着埋头写，多看些人家的，小狗要学着大狗叫。”

父亲说的话有道理，我虽然平时也读不少书，但当代文学读得不多，那时先锋小说正流行，有些读不懂。为了补上这一课，每周星期六、星期天我就全天泡在县城的图书馆里。我不会骑自行车，厂里每天都有供销员去县城办事，顺便搭他们的车。有次看得入神，外面下起大雨，回不去，我这才想起供销员临走前交代过我，他出差，下午不来接我。正在我焦急万分的时候，大门外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原来父亲去县里开会，顺路来带我，那是我第一次坐桑塔纳轿车。

不会骑自行车太不方便，我发狠一定要学骑车，1982年的暑假，我以戳坏左手大拇指指甲为代价终于学会了骑车，回到家，让我十分惊喜的是，一辆崭新的凤凰自行车威风凛凛地停在我家院子里，要知道那时的凤凰自行车多难买，一百二十多块钱不说，还要凭票。

书橱顶上已经堆满了退稿，望着那一大堆跟我一样灰头土脸的退稿，我有点心灰意冷了，甚至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写作的料，一次绝望之际，我竟将手中的钢笔折断，扔下楼，发誓永远不摸它，回家吃饭的时候，顺手将一封退稿狠狠地砸进废纸篓。

父亲不知什么时候把那封退稿捡起来的，放在书橱里。然而，不管多绝望，多心灰意冷，过不了几天，我的手心又开始发痒，摔下楼的钢笔断了，重买一支。又过了一些日子，退稿信开始有变化了，上面不再是铅印的几行字，而是编辑老师亲手写的意见，比如：“结构尚可，人物个性还不够鲜明”，“有进步，但情节平淡，矛盾冲突还不够突出”等等，这时候的我，就像一个溺水的人突然捞到一根救命稻草，浑身一下子像打了鸡血，那短短的几十个字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，温暖了我的全身，燃起我创作的激情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退稿中开始夹带着老师写的亲笔信，有时半页纸，有时一整页，此时的我，就像在黑暗的隧道中突然看见了曙光，我把老师的意见一条条抄下来，认真修改，改完了再寄出去，不行，再寄给下一家。1984年11月，《芒种》杂志社在我的小说《公路的悲剧》退稿中这样写道：“黄跃华同志，虽然此稿还不能刊用，但不要灰心，继续写下去，你的文学创作功底很强，我相信，经过努力，你会创作出更好的作品。”虽然我至今也不认识那位老师，但他（她）在我心里，已成了我最亲的人。

从1980年下半年写小说，到1984年11月，整整四年多时间，我一共收到过多少退稿？自己没有统计过，直到后来县文联曹松华秘书长陪同杜海老师和姜素素来采访我，数了半天才数清了，一共326份，其中，铅印的退稿笺281封，退稿笺上留下意见的30封，手写的15封。有的小说寄过几家刊物，按篇算130篇左右。杜海老师写了篇通讯发在当年的《新华日报》上，题目是《神奇的五味瓶》，他曾调侃我是个“痴人”。

1984年12月24日，这个注定在我人生中永远难忘的日子，那天，我终于从传达室老朱手里接过一封薄薄的信，打开一看，河北沧州《无名文学》的用稿通知，我的短篇小说《阿凤长大了》将刊于1985年第3期。我抓着信欣喜若狂奔回家中，重重地拍在父亲面前。也不知道扒了几口饭，我问父亲要两包烟，父亲给了四包“牡丹”，我一路奔出去，像范进中举了一样，紧紧把那信贴在胸口，生怕它突然飞了。遇到熟识的人，远远地便扬着信告诉人家：“发表了！”人家莫名其妙。我到商店买了四斤大白兔奶糖，送了两斤给邮电所的老刘，还有两包烟，然后奔回学校，逢人便发烟发糖，看着我欣喜若狂的样子，孙幼明校长好奇地问：“黄跃华，是不是谈对象了？”我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比谈对象还高兴。”

那天晚上，母亲擀了面，烧了鱼，父亲特意去食堂买了红烧肉、盐水鹅。吃过饭后父亲又开始帮我糊信封，我这才想起来应该谢谢父亲，父亲却淡淡地说：“你要感谢的是那几百封退稿。”